“古老的中国正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这几乎已经成为谈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最常见的一句话。然而近20年里，似乎也没有影视剧试图呈现这一大变局，与层出不穷的各类民国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直到近两年的初夏，《天行健》（2024）和《人生若如初见》（2025）先后播出，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才再次进入观众的视野。当然，此刻的创作环境、传播机制和观剧习惯与20年前相比都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使是《人生若如初见》（以下简称《初见》）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正面讲述，导演王伟依然在回应豆瓣网友时，将剧作描述为历史传奇剧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剧。《天行健》的传奇性则更为明显。传奇的重点在于人物的饱满与故事的流畅，而非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
选用非传统男主有得有失
两部剧作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有趣的映衬。从叙事结构上看，虽然二者均注重群像，以不同人物的抉择再现晚清社会与政治的复杂样貌，但《初见》为正写，《天行健》则为侧写。《天行健》的主线是因杀人引出的寻宝，虽然主要人物所属阵营十分明确，但革命活动与斗争一直处于舞台的后景。从人物设置上看，二者均选择了非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作为男主角。
《天行健》中的穆青为清宗室子弟，被革命者视为“朝廷鹰犬”，后投身革命；《初见》则更为大胆，梁乡作为多尔衮后裔，至死效忠清廷，反对革命。这或许也是造成两部剧作不同命运的主要原因：《天行健》虽然从未有过讨论度，但口碑却不断上升，豆瓣评分由开播时约1.5万人打出的8.1分，逐步攀升至将近8万人打出的8.8分。《初见》则在2022年播出6集后紧急下架，修改删减后再度上线，目前豆瓣评分为超3万人给出的7.3分。
从失败者乃至反动者的视角讲述历史故事并非不可行，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茅盾的《子夜》，作者以吴荪甫为主角，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然而无论是在作品发表的当时还是此刻，读者都难以否认这位工厂主资本家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初见》中，梁乡作为男主人公塑造上的失败，则在于既缺少成长变化，又无法保持连贯。
以剪辫子的情节为例：梁乡询问平田教官，东京警察为何明知他与朝鲜抗日人士并无往来依然要逮捕他，平田回答“因为你们当时没有穿制服，而且还留着可笑的辫子”，受到刺激的梁乡愤而剪辫。剪辫，对于彼时任何一个清朝人来说都是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行为，更何况对于身处异国的梁乡，辫子同时象征着他的文化认同与国族身份。梁乡虽从不以自己的家世为傲，但对于祖宗基业一直怀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而他在东京因辫子而受辱指向的正是其国族身份。以此类推，剪辫理应暗示着其最终倾向革命的可能性，然而梁乡的立场却从未改变。如此一来，剪辫只是为了彰显他的性格，那么此处的骄傲冲动又与其他情节中他所表现出的理性周全无法贴合一致。该剧中，类似的叙事功能模糊的情节不在少数，这导致梁乡坚持自身政治立场的动机十分单薄，引起观众的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
与梁乡能够形成对照的是《天行健》中的县衙捕快王家洛。王家洛同样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人物，但形象的成功也恰恰在于他的不变。他的不变表现在个性气质上是极端执拗的——千里追凶百折不挠，严守律法大义灭亲；表现在政治立场上则是极端愚忠——在听闻武昌起义成功的情况下依然拒绝革命者的延揽，自刎坠海而亡。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县衙捕快甚至都算不上一个“官”，因此王家洛对清朝的维护并非既得利益者的贪婪侥幸，只能解释为一种非理性的偏执。他的“殉葬”对于历史来说毫无意义，但偏执也让他通往了某种深刻，于是他也就成为历史题材中少见的落后却壮烈的小人物。因此在剧集播出期间，许多观众虽然对王家洛的选择表示不解和困惑，却很少有观众对这一人物的价值观进行“讨伐”。
对革命+恋爱模式有新突破
传奇离不开浪漫。欧洲骑士和中国才子的故事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从来都不仅仅因为征战和功名，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浪漫爱情。因此无论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如何批评“革命+恋爱”，这一叙事模式直到今日仍然在历史题材中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天行健》和《初见》在浪漫叙事上对于此模式均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突破。
大概没有观众会认为《初见》中的“红白CP”（吴天白与菽红组合）是好磕的，甚至吴天白的正面形象都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强烈质疑。然而菽红和吴天白这段占据了2/3剧情时长的关系，恰恰是剧作为数不多的真正突破——它揭开了革命浪漫主义里残忍的一面。更准确地说，那些曾经由鲁迅的《伤逝》、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白薇的《炸弹与征鸟》等中国新文学作品探讨过的问题，那些在启蒙和革命的宏大叙述之下的个体终于进入了大众文化产品，被呈现在了观众眼前。吴天白用时代赋予他的光环吸引了年少懵懂的菽红，菽红由此开启了颠沛流离的人生。剧作同时也展现了吴天白真正的魅力，虽然他在生活上未与恋人平等相处，但是在事业中他又确实将菽红视作战友，交付信任并通力合作。面对可能到来的牺牲，他确实没有怜惜过菽红的生命，但他也同样没有顾及过自己的生命。斗争的浪漫与残忍，本就是一体两面。当治好双腿重新站立起来的吴天白从杭州带回来一个满眼崇拜的小姑娘时，已经成熟且独立的菽红非常平静地道出了真相：“他这样的人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他自己。”被启蒙者对于启蒙者的了解，从来都比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了解透彻得多，只是她们在很多时候选择了沉默，或者主动选择了宽容。
“红白CP”之外，杨凯之与朝鲜女孩李珠姬一笔带过的恋情同样深刻。李珠姬因被日本警察控制，邀请杨凯之一起逃亡，杨凯之以“东京还有我的革命”为由拒绝。李珠姬回应道，“革命和爱情本来就是一回事，革命者永远都是浪漫的。”但杨凯之依然拒绝，二人于是分道扬镳。李是“恋爱脑”吗？事实上彼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将自由恋爱视为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将私人生活与日常行为视为实践本身。李珠姬与杨凯之的矛盾，也就是丁玲小说《韦护》中男女主人公的矛盾。
如果说《初见》再现了残酷斗争与浪漫共存的真相，那么《天行健》则明快地肯定了个体情感作为革命动机的合法性。穆青参加维新变法的动力之一，是他能够称呼乌兰珊的名字而非格格，能够牵她的手而非向她下跪。变法失败后他在狱中呆了12年，重获自由时他仍然要向格格下跪行礼，这令他感到痛苦。但是加入革命意味着要毁灭乌兰珊拥有的一切，因此他踟蹰不前。然而，他很快发现乌兰珊虽有权倾朝野的父亲和手握北洋兵权的丈夫，但从未展露笑容。当乌兰珊问他“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格格，所以你还在为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的时候，凭着对恋人的了解，他笃定乌兰珊已经为了自由加入革命，于是他再无顾虑。剧作利用等级制度下格格和侍卫的主奴身份，将个体情感与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相联通，是对于经典革命浪漫主义的再度召唤。没有观众能够轻易拒绝这种朴素而原始的感动。
历史仍是影视创作的富矿
历史题材本是我国影视剧创作的富矿良田，产生过《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随着大众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的不断迭代，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剧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观众不再需要历史，不再需要精神召唤，否则也就不会出现《觉醒年代》的观剧热潮。无论是《觉醒年代》还是《天行健》，又或者是《人生若如初见》，都各自提供了讲述历史的一些新的方式，一些新的可能性。或许，我们应该多一点耐心，去期待一个更广阔的未来。（像玉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