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冯至《杜甫传》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拄着拐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茅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几进成都草堂之后，我才知道，杜甫草堂不止成都一处。从甘肃天水东柯草堂、成县同谷草堂到四川三台梓州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夔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杜甫的一生，在追求“致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也一直在为能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而奔走。特别是到了人生的后半程，杜甫似乎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草堂情结”，每到一处，总要寻找偏僻幽静之处，筑草堂以求安宁与隐逸的田园生活。
“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759年“一岁四行役”，留下一路“草堂梦想”
杜甫的一生，高开低走。少年时候意气风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连李邕、王翰这样的当朝名士都愿与他交往。青年时期，他漫游梁宋、吴越、齐赵，结交李白、高适、苏源明等朋友，裘马清狂，雕弓长鈚，饮酒赋诗，青丘游猎，过了一段“嗜酒见天真”的逍遥日子。中年以后，杜甫的生活急转直下。屡次科考不中，干谒求荐不得，他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想要谋取官职，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命运却总不给他机会。在长安一晃十年，到头来“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成了一个在权贵面前低头乞食的游子。
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后，杜甫一家流离失所，从长安到奉先（今陕西蒲城），又从奉先到白水（今陕西白水），几次搬家，都是投亲靠友，或寄居于衙署公舍，或投靠在舅父家中。白水失陷，杜甫带着家人夹杂在逃亡的难民之中，一路流落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在那里寻得一间破旧茅屋将妻子儿女安顿住下。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是杜甫诗歌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年，也是他最艰辛的一年，诗人自称“一岁四行役”。这一年，杜甫47岁。年初，他从洛阳回华州（今陕西华县），途中目睹被战火摧残的城乡和流离失所的黎庶，写下了光耀千古的“三吏”“三别”。夏天，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带着家人西奔秦州（今甘肃天水），随后又转投同谷（今甘肃成县），在同谷县盘桓一个月后，迫于生计继续南行，穿过秦岭，于当年年底到达四川成都。
“一岁四行役”，杜甫历尽艰辛，饱尝战乱与流离之苦，他渴望有个安定宁静的居所和简单质朴的生活。
从华州弃官到秦州，杜甫本打算就此安家。他有位族侄杜佐住在东柯谷，前来探望，谈起自己的草堂隐居生活，令杜甫十分羡慕，“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听闻东柯谷一带住着数十户人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杜甫便有了到这里去栖隐之意。在他看来，东柯谷山间云雾缭绕，篱前飞瀑清涧，简直是魏晋贤士竹林雅聚的去处，怎不令人向往。
杜甫又寄诗杜佐：“野客茅茨小，田家树木低。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茅屋虽小，周围树木也不高大，却正合了自己疏懒的性情，希望族侄能够相携，共同隐居于此。“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黄昏落日，倦鸟双双归还；晴天丽日，白云片片相映；山险崖峻，野老声声吟唱；翠竹碧水，山谷茫茫幽深……如此僻静的居处，正是采药为计、终老一生的去处，“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
在秦州，杜甫写下了《秦州杂诗二十首》，在表达自己浓烈的边关之忧的同时，对隐居田园的生活也有很多畅想。他听说秦州有古老的仇池，池上有泉九十九眼，池底直通道家洞府小有天，简直是一块福地，诗人神往能够在池边归隐，“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他拜访隐士阮昉，赞叹其能承继先祖阮籍之遗风，清静淡泊，野处穷居，视荣华富贵如粪土，是一位真正的隐者。阮昉秋日送来三十束薤白，令杜甫感动不已。“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这是让杜甫倍觉温暖的馈赠，也是令诗人羡慕不已的田园收获。
他还拜访僧人朋友赞公（赞上人），喜欢上了赞公所居土室附近的西枝村，便想在此处筑草堂而居。卜居先卜邻，杜甫愿与高僧比邻而居，“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赞公陪着他攀藤扯蔓，登山爬坡，苦涉阴岭，想找到一块向阳温暖的地块。为此，杜甫写了《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寄赞上人》等诗。可是“卜居意未展”，找了多日，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杜甫在东柯谷的“草堂梦”未能实现。可能是失去了亲友的帮助支持，也可能是因为难以适应西北苦寒干燥的气候，杜甫一家在秦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于秋凉之际出发南行，前往同谷。尽管如此，秦州东柯谷却成为杜甫“草堂情结”的爆发之地。经历了投身报国政治理想的破灭，又遭遇安史之乱带来的丧离之苦，杜甫对仕宦生活感到绝望，对人民的关切却越来越深沉。他放弃了“致君尧舜上”的幻想，期望回到人民中间。在秦州，他的诗中强烈地表达出营建草堂归隐山林的愿望。
后世，人们为了纪念杜甫，在此修建了东柯草堂和子美祠等，世代瞻仰。根据史料记载，天水东柯杜甫草堂始建于北宋年间，距今有900多年历史。
离开秦州，杜甫憧憬着前往同谷安家定居的美好生活，“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刚到同谷境内积草岭，他就充满期待地写道：“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同谷有盛情相邀的主人，“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诗人为这深深的眷顾而惊喜，以为定会受到倾力相助，似乎已经看到蕨菜吃之不尽、茅屋就在眼前，“食蕨不愿馀，茅茨眼中见”。
同谷相较秦州气候暖和一些，风光也更奇特，有“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的凤凰台，有“山色一径尽，崖绝两壁对”的万丈潭。然而，诗人在同谷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反而更加艰难，“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那同谷“佳主人”似乎并没有出现，杜甫一家生活无以为继，在同谷只作短暂停留之后，不得不再度流亡，西走蜀地，“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
在同谷仅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杜甫或许并没有找到可以栖身的草堂，却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重要作品，给同谷带来深远的历史影响。后世在凤凰台下、万丈潭边，修建起杜甫祠堂，亦称同谷草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末年，历代修葺，至今犹存。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从寄人篱下到残杯冷炙，“素业”未立催生“草堂情结”
杜甫为何对草堂茅屋心心念念？这不仅因为他后半生的流离失所，也是由于他前半生的“素业”难成。少年杜甫在外人看来，“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有着可媲扬雄、曹植的才华。他自己也道是“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可与屈原、贾谊较高下，不与曹植、刘桢论短长。可是在他内心，生活起落，壮志难酬，一定会给诗人带来难以名状的委屈和心酸。
杜甫幼年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一直寄居于姑母家中。姑母待他很好，甚至为救病危中的杜甫而舍弃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这是影响了杜甫一生的事情，他感激姑母，称其为“义姑”，并为她写墓志铭。姑母对他人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功绩。但是幼年丧母的悲辛和寄人篱下的孤苦，必定会给杜甫的内心带来深刻影响，这也造就了他后来孤僻而沉郁的性格。
事实上，杜甫很早就对独立的田园生活有过向往。在他年轻时候漫游之际，曾遇到高僧巳上人，深深感受到“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的畅快。与李白在洛阳相会，他说自己“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厌倦了那种机变巧诈的生活，愿与李白同游梁宋共拾仙药灵草。两人还一同寻访隐士范十，对隐者生活兴致勃勃，“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杜甫的父亲杜闲做过奉天令、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等职，这大概是杜甫年轻时候可以裘衣肥马漫游天下的原因。但是杜闲在741年病逝。这一年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在首阳山下尸乡亭附近筑土室为家，翌年又殡葬了姑母。但他受家学影响甚深，是个正统的儒家文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必须回到长安，去实现求仕报国的理想。他自以为具有超凡杰出的能力，一定很快就可以身居要职，辅助君王，“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然而，在长安一住就是十年，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不仅没有实现辅佐皇帝的愿望，连生计都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时候，我们看到了杜甫关于“草堂”的最初意象。他在《醉时歌》中写道：“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面对当下窘迫困顿的生活，诗人萌生了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石田茅屋”之意。他甚至不无激奋地说道：“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754年，已经42岁的杜甫将妻儿从洛阳迁到长安城南下杜城，与当地杜姓族人生活在一起。但从《示从孙济》等诗中可以看出，杜甫一家在下杜城并不受待见。不到一年，便又将家眷迁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寄居于奉先令的衙署公舍。而杜甫回到长安，接受了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微末官职。此前，他已经放弃了做县尉的机会，“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如今率府参军这个官职虽小，倒也逍遥，所以还是接受了。他自嘲道：“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然而，杜甫的命运如同那个时代一样，风雨飘摇。“率府且逍遥”的日子没过上几天，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杜甫一家更是惶惶乱离。当他匆匆赶往奉先去见妻儿，不料“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幼子饿死，这对于诗人是何等残酷的打击！“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他在巨大的悲痛中反思，反省自己长安十年的飘零，更反省大唐王朝坠落的根源，揭露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
此时的杜甫，已经不只想着个人的命运、家人的生活，他推己及人，从自家的悲辛，想到那些失去田产的农民，想到那些远戍边塞的士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忧国忧民的思绪，就像绵绵终南重山，滔滔汹涌水流，无穷无尽，无止无休。
面对叛军的肆意横扫，他盼望着能给妻儿一个安稳的家。他们一家从奉先到白水（今陕西白水），投靠他的舅舅崔十九。可是白水很快也沦陷了，杜甫和家人只能跟随流亡的民众一路奔逃，直到鄜州（今陕西富县）。把家人安顿在鄜州的羌村，杜甫准备前往投奔在灵武（今宁夏境内）称帝的肃宗李亨，不料途中被叛军劫掠到长安。
被羁押在长安，对杜甫来说是痛苦煎熬的一年，却也是他诗中家国情怀得到升华的关键时期。昔日盛世繁华的都城，如今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胡人劫掠屠杀，践踏生灵。杜甫目睹一切却无能为力，只能每日悲歌，写尽对家国命运的无限悲叹忧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忧国与思亲，两情俱如焚。
757年四月，杜甫从长安逃离，一路奔逃直到肃宗驻跸凤翔。肃宗感念他的赤诚，授予他左拾遗之职，是个八品谏官。他一边尽心为皇帝效力，一边牵挂音讯全无的妻儿。“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直到当年闰八月，杜甫被准假回到了羌村。
在《羌村三首》和《北征》诗中，杜甫详尽描述了一家人生死重逢的悲喜交加，尤其是家中破旧的茅屋和妻儿褴褛的衣衫，让诗人满心愧疚和悲伤。他在黄昏时分回到家中，“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破旧茅屋的画面在他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而邻人“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质朴而深厚的情谊令诗人感动惭愧。或许从那时起，杜甫的草堂梦想就已经在内心深深种下。
他有一首《崔氏东山草堂》，明确地表达了对草堂生活的向往之情。“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崔氏的草堂和王维的房子东西相望，崔氏草堂生活清幽明净，闲适淡雅，而王维家中柴门紧锁，空有满院松竹，诗人不免为之感叹。
758年，杜甫被唐肃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第二年，他便辞官西行，“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这是他对官宦生涯的彻底绝望，对求仕理想的最终放弃。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国家安危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他在这一年写下的“三吏”“三别”堪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绝作。冯至说：“这六首诗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这矛盾并不像长安时代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
杜甫从侍奉皇帝走向了热爱人民。他不单是要寻找一间安逸归隐的石田草堂，更是要找到一片可以与广大黎庶共同生活的乐土。
“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
居蜀又出蜀，草堂生活承载不了俯仰天地的杜诗之魂
759年岁末，杜甫一家终于抵达成都，寓居于城外浣花溪旁一座古寺里。当时的成都富庶繁华，“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诗人虽感到羁旅他乡的哀伤，却作出了就此安顿下来的打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蜀中主人为他提供了浣花溪边一块幽静的林塘之地，诗人开始筑草堂营建安居之所。
草堂的建设费用，堂前屋后种植的桃树、绵竹、桤木、松树、果栽，甚至家中的大邑瓷碗，都是亲朋好友送来，或由诗人讨要而来，杜甫用诗记录下这些细节。草堂在760年春天建成，杜甫欣然写道：“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从“一岁四行役”到“背郭堂成”，杜甫一家终于有了栖身之地。草堂生活虽然清贫，却有一家团聚的天伦之乐，“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美好的画面，杜甫曾在多少个飘零之夜里梦寐以求。“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远离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的田园景象，使杜甫多年劳苦忧患的心灵得到暂时休息。他和农人一起劳作，看渔人在澄潭下网，迎“北邻”穿着木屐来访，与“南邻”一起坐小船野航。“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他有了在这里终老的念头。
但是，杜甫毕竟是杜甫，他不可能像魏晋先贤那样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下对时局的关切，更放不下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寓居成都草堂的日子，杜甫写下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
有一次秋风肆虐，掀飞了草堂屋顶的白茅。风雨交加的夜晚，盖了多年的被子冰冷如铁，室内漏雨没有一处干爽之地，孩子们也无法安睡，在这难眠长夜，诗人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诗人最博大的情怀，他所挂所念、所思所想，不只是自己和家人，更是天下寒士、广大人民。假使能让天下百姓都有安居之所，我一人草庐独破、受冻而死又有何妨。这才是杜诗的精神所在，也是杜甫草堂的灵魂所在。
杜甫不仅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草堂前有一棵楠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有二百年树龄，诗人卜居于此，就是想倚傍这株高大的楠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很是伤感：“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或许从这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也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762年，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蜀中。正在绵州（四川绵阳）的杜甫被阻隔不能回成都草堂，只身去了梓州（四川三台）。“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他又度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困苦生活，也留下上百首记录当地生活的诗篇。在梓州，突然收到安史之乱终于平定的消息，诗人还写下平生第一快意之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梓州城外有座牛头山，杜甫留下《上牛头寺》《望牛头寺》《登牛头山亭子》三首诗。诗人钟情山中“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的景致，生出“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的感慨，又陷入“兵革身将老，关河信不通”的忧虑，禁不住对花落泪。今天，四川三台牛头山上建有三台杜甫草堂，是在明代工部草堂遗址上重修而成。
764年，杜甫旧友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流寓梓州一年零八个月后，杜甫回到成都草堂。“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严武将杜甫荐入自己幕府，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赐绯鱼袋，但杜甫的个性和身体状况都难以适应幕府生活，仅仅几个月之后，便于765年正月初三辞官回到草堂，重又过上那种艰苦而幽静的生活。杜甫喜欢竹子，“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他亲自动手修葺茅屋，砍掉上千竿杂竹。
但是，诗人对洛阳、长安的思念之情日益强烈。“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这年四月，严武突然病逝，杜甫十分悲痛，更觉孤单。五月，他带着一家老小，乘一叶孤舟离开成都。他要顺江而下，完成“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心愿。
始终饱含忧国忧民深情的杜甫，有隐逸草堂的情结，更有归乡赴国的心结。草堂生活只是放逐心灵的港湾，却并非他精神安住的归宿。在《去蜀》一诗中，杜甫说：“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国家安危有大臣去考虑，我又何必为此泪长流呢？说是不必泪长流，其实就是常泪流，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中痛苦挣扎。
从766年四月到768年正月，杜甫因为身体原因滞留夔州（重庆奉节）将近两年，“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初到夔州，杜甫居于山坡上简陋的“客堂”，他从山上引水，在宅边养鸡，差童仆摘苍耳，于坡地种莴苣……很快就融入当地的生活。后来，他迁居瀼西，“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一边照看东屯百顷公田，一边管理瀼西四十亩柑林。秋天，他又回到东屯草屋，把瀼西的草屋借给他人居住。他说：“东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今天，瀼西草堂、东屯草堂俱已不复存在，但重庆奉节还有草堂镇，就是因为前人在这里复建有杜甫草堂而得名。
每一处草堂，都刻印着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也蕴含着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在夔州，杜甫的诗歌创作有了新的气象，不到两年时间，就创作430余首，占其现存诗歌的近三分之一。年老体衰、羸弱多病和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不断地回忆和反思。长江三峡险峻的山川风貌和古老夔门厚重的历史背景，赋予诗人更多沉思。他反躬自省，写下《壮游》《昔游》《遣怀》等自我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个人“诗史”。他怀古述今，感物伤情，咏怀古今兴废，书遣万里荣枯，留下《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重要诗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这时的杜诗，更显出掣鲸鱼于碧海中的宏阔气象。
他对草堂依然充满情愫，写了《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等记录草堂生活的诗。他说：“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但是，茅屋、草堂不再是他的精神栖息、心灵寄托，他的思想已经驰骋于古往今来、千里江山。“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他自觉身如蓬草，在天地间随风飞转，不知何日可归故里，攀桂又哪知天有多高。
“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草堂，只是杜甫暂时安住身心和灵魂的客栈。他的思想，他的归宿，永在远方。很快，那一叶孤舟又载着诗人顺江向东去，“转作潇湘游”，直至漂泊到永恒的历史时空。（皮曙初）
